原文:http://www.economist.com/science/displaystory.cfm?story_id=12795581
何謂財富?據上世紀美國諷刺作家H.L. Mencken所言,是「入息每年最少比老襟多100美元」。按一九四九年以來的通脹率調整,這個定義並不差。但何以有錢人總覺得要賺得比別人多?反之,要杜絕貧困真是難事嗎?
Mencken的祖家美國,每年處決約40名謀殺犯,然而謀殺案依然頻繁。為何明知會被捕,甚或會被處決 (至少在美國如是),眾人照樣互相殘殺?
女人取得投票權經已80年,女性主義革命也過了40年,何以男人仍然賺得比女人多?又為何有那麼多人僅因膚色不同而仇視別人?
上述問題及其他關於現代生活的問題,傳統上會循哲學、社會學甚至宗教方面尋求答案,不過至今得到的「回覆」,大多強差人意。那些「答案」止於描述而沒有解釋;對於人何以為人,並沒有抓到重點。建基於那些「答案」的政策之所以不能湊效,皆因它們忽略了塑造人性的動力──演化驅動力。
忽略演化驅動力的原因甚為複雜:哲學家宣揚人獸之間存在著無法逾越的鴻溝;社會學家受馬克思主義蠱惑,以為人類可臻完美;神學家則懼怕演化思想會動搖神創造天地之說。即使啟蒙時期一班對人類猿猴血統深信不疑的中流砥柱,對演化之說亦半信半疑。他們相信人類的身體經歷演化,但人類的行為則受文化影響。借用英國德倫大學心理學家Anne Cambell的雅言,人類的演化止於頸項。
由此推之,只要適當的教育、洗腦、社會制約,諸如此類,人類的行為便能受到操控,差不多任何想像得出來的行為也能控制。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,改造人類行為的空間其實有限。除非察覺到這一點,並確切理解塑造行為背後的生物學,否則欲要擺佈他人,難逃失敗之命運。可惜達爾文名著《物種起源》雖已面世近150年(著作於一八五九年出版),但演化論至今仍未獲社會大眾接納。是時候看看演化論的分析,對工作繁重的政策制訂者有何貢獻;而此一分析又是否能令結果有實效差別。
Mencken的觀察簡明地解釋了現代生活的兩面:一是經濟增長的開放性,二是無論國家如何富有,窮人將永遠與我們同在。但緣何如此?
對演化論信徒而言,生命關乎兩件事:生存與繁殖,而後者比前者重要──簡而言之,生存僅為了繁殖。因此,日常存在大多是為了暗裡或坦然地炫耀,以吸引異性並威嚇同性。有別於其他生物,如孔雀(只有雄性才有耀目的尾巴)、鹿(只有雄性才有厚重的角),人類兩性均會表現自我,當中尤以男性居多。不過,只要在金杯日到雅士谷馬場走走,便知道女性同樣愛炫耀。地位與社會階級同樣要緊,而在現代社會,地位以金錢釐定。
女生愛富男,此乃不爭之事實。從前演化論信徒認為,這是由於富男有能力滿足子嗣的物質需求,無疑這是原因之一。但現今的演化生物學家則認為,基因競爭方是主因,與物質無關。有地位的人擁有較佳的基因,可令後嗣健康及聰敏;而異性受演化影響,便作出相應的選擇。因此身份顯赫的男士,擁有較多的擇偶機會;而社會地位高的女士,選婿便可較為揀擇。
事實擺在眼前,最少對男性來說是如此。演化生物學家喜歡以極端例子闡釋,最著名的莫過於擁有越千名子女的嗜血摩洛哥王Moulay Ismail。可國王擁有無上權力,若要一些較中肯的例子,可在Joe Studwell剖析商人生活的著作《亞洲教父》中找到。例如縱橫香港和澳門商場多年的何鴻燊擁有17名子女,分別由不同女士所生;於一九二四年過身的大亨黃仲涵有18位相好和42名子女。此一現象同時出現於社會中下層。英國紐卡素大學的Danile Nettle和Thomas Pollet近日發表研究,指英國男性所生的子女數目,平均而言,跟其收入相關,並沒受到現代避孕技術廣泛流傳所影響。
不過,地位往往是相對的。地位與金錢掛鈎,因為它能令人渴望賺取更多金錢,以在競爭中勝出,這便是經濟增長的終極引擎。由於追逐地位永無止境,所以世間沒有人會認為自己賺夠了。
若地位是相對的,便解釋了一九七四年經濟學家Richard Easterlin所觀察到的矛盾現象:在一個國家內,有錢人比窮人快樂;但當國家富起來時,一般人並沒有覺得更快樂。雖然這點近日再度引起爭論,但若經得起審察,即表示支持自由市場的論據(因為經濟增長令所有人富起來,所以有些人較別人富裕並不相干)並不成立──最起碼當富裕是以快樂來衡量時。演化論提到,自由社會讓人可憑自己的努力,在社會階梯拾級而上,這點才是最重要的。若你喜歡,可說這是「美國夢」。
雖然明知社會主義令經濟增長放緩,演化論卻同樣一直支持。其解釋是,雖然以財務角度而言,拿走富人的錢並不能令窮人富起來,但社會主義可按社會底層人士的喜好,改變社會階級。在某項調查中,受訪者被問及寧願自己賺多些,還是寧願自己賺少些,但比同僚富有時,受訪者的選擇往往是後者。(你寧願朋友賺$50,000,你賺$100,000,抑或是你賺$150,000,別人賺$300,000?) 社會主義在現實生活中行不通,皆因大部分人不會問自己這樣的一條問題。他們會問的是:當別人賺$50,000時,自己如何賺$300,000?
不過,演化論支持一個被右派藐視,但左派經常提出的論據,那就是「貧窮是相對的」。最明顯的事例由英國諾丁漢大學的Richard Wilkinson發現:一旦經濟增長令國家脫貧,只要國民的收入差異不大,他們通常會更長壽和健康。因此貧困但國民收入差異不大的國家,會比富有但國民收入有極大差異的國家來得更成功。同樣,社會低層人士的健康比上層的差,這點由英國大學的Michael Marmot最先提出。他發現,即使在統計時刪除所有變數,包括較健康的人會最先脫離社會低層此一事實,社會低層人士的健康還是比上層的差。
Marmot博士在七十年代發表上述評論,其時的專家卻作出相反的預測。他們預期行政人員比小職員受更大壓力(反映在心臟病、中風等),事實卻正好相反:處於社會低層的人才是最受壓、健康最不好的一群──演化論中的失敗者。這正好用來解釋所有國家的死亡模式。
因此在這個例子中,演化論的結論是沒有正確的答案──最起碼是沒有烏托邦式的答案。誠然,不用演化論學者,我們也知道競爭中總有輸家;富啟發性的是,失敗有真實的代價,並不單純是沒有收穫。由於失敗會導致早夭,成功則能讓基因延續,利害尤關,無怪乎身處底層的人往往會用旁門左道的方法,爭取地位或最起碼的「尊重」。政策制訂者對此應慎重其事,因為那些方法同樣可以演化論解釋。
犯罪是自私的行為,這點人所共知。但若說犯罪是對環境的演化回應,聽起來便匪夷所思。此一想法質疑「壞人」犯罪的道德解釋,然而該解釋本身也受到演化論的分析影響。幾乎可以肯定,演化解釋了為何某些行為較應受到處罰。
關於犯罪演化根源的研究,最先由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一對夫婦Martin Daly和Margo Wilson展開,他們研究一般人認為最嚴重的罪案──謀殺。
眾所周知,謀殺犯通常為年輕男子。不過Daly與Wilson兩位博士,就此進行了較深入的調查。他們發現,雖然各地的謀殺案比率不同,但模式卻不然。以謀殺案比率與行兇者年齡作圖,其頂點相同(見下圖)。再者,遇害者的模式也相近,同樣以年輕男子居多。在原先的研究,被年齡介乎15至19歲的男性殺害的人,有86%同為男性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事情的端倪:大部分暴力事件均由年輕且失業的未婚男子競爭所引發。由於謀殺是暴力事件中最極端的表達方法,所以大部分的謀殺案也如是。在演化論學者看來,這些男人不是在爭女人(占美,你在望著我條女嗎?),便是在爭地位(兄弟,你串我?)。
無可否認,暴力罪行一般由貧窮(即社會地位低微)引起,但這正是演化論所預期的。因此,不必說某些人是「天生的罪犯」,我們只要知道,在演化過程中,當暴力成了(或在演化史中曾經是)適切的反應,行為便隨之變通,以作出合適的對應。
(待續.....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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